第二十六章 千里谋杀周恩来－智倾莫斯科

一九五 0 年一月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专列火车离京赴莫斯科访问。代表团团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各行业专家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常彦卿、沈鸿、王勋、聂春荣、何谦、苏农官等，还有新疆地区的负责人赛福鼎，邓力群。代表团还包括了已经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火车驶抵满洲里，正要过境换乘苏方的迎宾列车，却遇上了萧华和他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团员们都惊呼起来：「周总理！周总理！」

在贵宾休息室，萧华向周总理汇报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简况，并说自己是计算好了日子，在这里等候总理的。周恩来也很高兴见到萧华。

萧华江西兴国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二八年十二岁时上井岗山参加红军，十七岁时已是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进北京之前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他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喜爱诗词，进城后被任命为空军政委，之后转任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看着萧华身后那群花花朵朵的青年艺术家——大都为部队文工团团员，说：「萧华啊，中央这回派你当孩子头，女娃娃又这样多，你当得怎样？闯没闯什么祸？」

萧华说：「报告总理，我很高兴率领这支文艺兵。都是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世界真是大得很！团员们也都很争气，守纪律，没有捅什么楼子，还得了金奖银奖，替祖国争了光荣。」

周恩来笑着，提高了声音说：「很好啊！你们的出访，是替我这个外交部长做了宣传，通过观看你们的演出，人家知道了，现在世界的东方有了一个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嘴上说笑着，眼睛却一直在团员们中间寻找着什么人。他忽然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这丫头，还躲着，不来见我？」

萧华这才明白过来，总理是在找自己的干女儿。看来莫斯科姐妹河别墅那边，还没有把他们留下孙维世的事，报告给总理：「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大家听说主席也在，就都想去见见。通过大使馆联络，结果只通知我和孙维世去看望主席。主席很喜欢维世，直夸她有风度，有出息。师哲同志就把她留下了。师哲说她俄语好，翻译组正需要。她本人也高兴留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是个难得的幸福机会嚕」

周恩来脸上仍然笑笑微微：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这丫头，就是不肯听劝告，总是要朝那怀里投，不撞南墙不回头，她迟早要吃亏的。却又无法阻止她和主席往来。这回，江青也不在，她更是直接替主席服务……。他隐隐觉得，干女儿要有什么事了。什么事？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只好由她去了。

萧华望着总理，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讲。周恩来拍拍脑门，让团员们退到另外的候车室去，只留下萧华，才问：「主席跟史达林同志谈得怎样？」

萧华摇摇头，放低了嗓门说：「好象不大顺利。我只听师哲简单介绍了几句，并让在路上遇到总理时，先汇个报，通个气。」

周恩来早预料到了毛泽东和史达林两人很难谈得到一起。毛泽东一向谈话又是即兴式、散文式，旁征博引，诗词典故一齐上，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也很难懂，人家听了会乏味。尤其是谈到两国两党之间的具体问题，更可能出现分歧：「师哲怎么讲的？你声音再小一点。」

萧华再次降低了嗓门：「师哲说，史达林同志和主席正式会谈了两次。史达林问主席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主席都答不上来。外交方面和国内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都说不清，要求苏方援建的项目也讲不清。史达林说，可以请他带的经济专家来谈。主席说他只带了陈伯达，是搞哲学的，原先准备和苏方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史达林急了，说你不行，你讲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能讲清。后来史达林就再没有跟毛主席举行会谈了。」

周恩来蹙了蹙他的一双浓眉：「史达林同志怎么这样子讲话？这样子招待我们毛主席？」

萧华说：「看样子，人家老大哥是真想帮助我们搞建设。师哲说，只要是我们提出来，史达林同志都会答应。他是跟毛主席谈不下去，才这么讲的。说你们人很多嚒，叫周恩来来谈谈。」

周恩来仿佛在心里权衡着什么，停了一停，才又问：「主席现在都做些什么？」

萧华说：「师哲也简单介绍了几句，让先向你通气，主席前一段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一大摞一大摞的看。有时晚上和大家一起看一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还是早上睡觉，下午起床。每天起床就外出去赏雪，在树林里走上半个小时，主席不怕冷。负责保卫工作的苏方上校想阻止，但主席不听。莫斯科的雪下得真大，比北京的大多了。因为事情不大顺利，主席心情不大好，发过几回脾气。又因为史达林同志说要等你到了再会谈，他们就先安排主席参观工厂和看些文艺演出，芭蕾舞什么的。听讲近几天由王大使他们陪着，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周恩来点点头，没有再问别的，而嘱咐萧：「刚才提到这些，你回到北京后，跟任何人都不准提起，事关主席威信。这是党的纪律。你年纪轻，资格老，官做得大，要经得起新考验。」

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过境，登上了苏方的迎宾专列后，利用驶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四天四晚，在车上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他有一个工作节目单：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为总条约；总约之下，分条约还有：关于东北中长铁路从两国共管过渡到主权归还；关于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借期限；关于新疆矿业主权归还；关于苏方向中方派遣各行业技术专家的协议；关于援建及贷款的协议。中方请求苏方援建的重点项目，则包括炼钢厂、重型机械、地质普查、资源勘测、采矿、电力、水利、交通、电讯、造船、煤炭、石油、化工、造纸、航空、大型桥梁、军火生产、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等一百三十六项。

周恩来日夜陶醉于自己的「工作节目」中，孜孜不倦。困了，就暍两杯茅台酒、嚼一小碟花生米提神。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带齐了，工作进展顺利。他不止一次地拍着手里的文件说：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主权，我们将会一项项要回来；援助，从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将会一项项得到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所以我们在外交上要一边倒，我们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主席指出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将会坚如盘石。这话说得多好。

车过乌拉尔山、在斯维尔德洛夫车站，周恩来向已经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毛泽东挂了电话，告上还有一天半，就可以见到主席了。电话里，毛泽东也很高兴，说就等着你来，好重开会谈，把条约谈成。维世也在我这里，她很乖，听说你要来，她很兴奋。云云。

专列顶风冒雪，继续西行。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了周恩来的专列。两位老同事、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一直在周恩来的卧室兼书房里交谈，不时把某个部门的专家召来一起谈，多数时间却是他们两人单独谈。王稼祥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起就把周恩来当兄长，不免谈及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他陪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去见史达林，主席当着史达林的面指责、羞辱他的事。王稼祥说：「这事他怎么也想不通，无论从中苏关系、外交礼仪、党的纪律、党的尊严，还有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都不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在史达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失态，使他丢脸。所以，他决定在完成这次陪访任务后，要求中央批准他回国，他这大使是怎么也当不下去了。同时，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澄清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毫无依据的指责，看看王稼祥是个怎样的国际派？难道当年受党派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就统统不是好人了吗？」

周恩来仔细地倾听着老朋友的陈述，嘟着脸好一刻没有吱声。他没好告诉王稼祥，毛泽东同志近来是有多次失态了，曾经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无理指责过张闻天，后又无理指责过自己。看样子，毛泽东同志大约到了男性更年期……。

周恩来离开坐椅，去倒上两小杯茅台，才过来跟王稼祥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边品酒边缓缓说：「历史上的那些事，早该放下了，可总也放不下哪。其实，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那年，李富春同志病了，你代替他，当了红军政治部主任。要说排挤、打击过毛泽东同志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秦邦宪，李德，加上我。跟他有过工作分歧的，是陈毅、项英、朱总、洛甫、谭震林。真还轮不上你。许多话，早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就说过了，检讨了，认识了。主席在作整风总结报告时也说了：是非已有公论，旧话不要重提。可为什么又要重提？不懂。何况，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你和洛甫两人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这历史不能否定。一九三七年中央派你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把王明换回了国内。你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介绍、推荐了毛泽东同志，让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记得还是你回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做的传达。这是你立下的第二大功劳……放心，这些历史，我没有忘记，相信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他们，都没有忘记。稼祥啊，个人情绪，个人委屈，你有，我也有哪！可是，我们党流血奋斗了二十几年，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同志，才取得了政权，有了今天的局面。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了的战友、先烈，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还能继续工作，浴沐在胜利阳光里的人，那点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委屈，就算不得什么了，芥豆之微，粉尘之轻喽！我有一条，说出来和你共勉吧：相让为党，相忍为国，服从领袖，热爱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王稼祥小周恩来八岁。他向来敬重周恩来的学识涵养。兄长一席话，确使他郁积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少。但他还是不同意放弃原则和稀泥。他信赖周恩来，进而推心置腹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也为了毛泽东主席本人，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还是应当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应当有健康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应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不然，我们人人相忍相让，而放纵一人，就很可能制造出一位新的君王。任弼时同志在莫斯科养病，多次跟我谈到他的这种担忧，担忧我们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不健康，最后导致全党走大的弯路……。

主席到莫斯科快一个月了，也不是天天都忙，可他只派他的卫士长去探望过一次。弼时同志也没有来看望主席，说自己患的是传染病，不要传染给别人。看得出来，主席对他已经很冷淡。」

周恩来深深地看了王稼祥一眼，过了一刻，才说：「稼祥呀，许多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老同志了，有的事，不可书生意气，还是放在心里慢慢思考吧。我同意你回国，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中央已决定由洛甫来接替你，你就先到我的外交部挂职，怎样？少奇同志管干部，很快会对你有新的工作安排的。弼时的病情怎样？咳血止住了没有？到了莫斯科，我一定挤时间去看他。你要记得提醒我，我们一起去。他比我还小四岁啊，多么坦率、正直、有本领的一位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跟主席那个吵啊，两人拍桌打椅，大吼大叫，我真怕他们两位老乡动手……。你说我不打圆尝不和稀泥，怎么办？既要维护主席，又不能伤了弼时。少奇同志说过多次，弼时是我们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最佳人眩可偏偏就得了这个玻还抽烟抽得很凶。我劝过他多次，就是戒不掉。现在戒掉了？」

一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的陪同下，在车站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而得体的讲话：「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兄弟邦交的会谈。」他的讲话由王稼祥大使亲自翻译，受到热烈欢迎。其实，周恩来也懂俄语，只是说得不大流利。他说得流利的是英语、法语、德语。在一大群土包子出身的中共领袖中，他的多国语言能力，确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了。

苏联政府为周恩来安排的住所位莫斯科东北部，是史达林的另一幢花园别墅，跟毛泽东所住的姐妹河别墅相距甚远。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一部分成员被安排住在市内的莫斯科大饭店。周恩来只在东北郊别墅住了一晚。为了方便向毛泽东请示、商量工作，第二天他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到姐妹河别墅来祝毛泽东亦当即同意，并告诉他，楼上还有一套主卧室特意为他留着。周恩来这算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跟毛主席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自然不好表示什么。等到孙维世单独来他的房间时，他就没给干女儿好脸色了，恨恨地说：「你都二十八岁了，已近而立之年，怎么还这样不成熟？我和你邓妈妈劝过你的那些话，你都当成耳边风？现在和主席的关系发展成这样，都半公开化了，回到北京怎么办？」

孙维世却人面桃花，青春焕发。她娇嗔地噘了噘嘴，也是恨恨地说：「两个多月不见，你见到我就不顺眼？你不要吃醋好不好？我不是一样对你好过？」周恩来脸都气得发白，扬了扬巴掌，又放下了。干女儿凑近身去，大放嗲声：「你从前喜欢抱我，现在想打我？就打吧！送给你打！打呀。」

周恩来推开了干女儿，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胡闹吔！他是你的长辈，你叫他伯伯，他比你大了整整二十九岁！」孙维世却不以为然：「大了二十九岁又怎样？我跟王光美同龄，王光美还不是嫁给了刘副主席？现在不是照样生活得很美满？你们不是谁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

周恩来听她一阵胡搅蛮缠，反而冷静下来了：「维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你发了脾气。我还是要问你，会谈完毕，我们大家都要回到北京，都要面对现实，你怎么办？如果没有人发给你特别通行证，你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也根本见不到主席。这些，你想过没有？」孙维世回答：「他说过了，他要跟蓝苹脱离，他已经很讨嫌那个女人，演戏是她的生活，生活也是在演戏。他还说了，他和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周恩来却连连摇头：「只怕不那么简单啊，主席跟蓝苹的关系，中央政治局有过决议。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而且也不可以轻看了蓝苹，她有她的能量。我敢说，在某些方面，你还不是她的对手。不要忘记，她曾是你的老师。信不信由你。」孙维世听爸爸这么一说，有些傻了，眼里有了泪花：「那么，党主席就没有婚姻自由了？就不许谈恋爱，谈离婚了？」

周恩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权衡轻重，想起了什么，于是走近去，拉起了干女儿的手：「维维，我都是为你好。有些事，我们另找时间慢慢商量吧。这次，就谈到这里吧。我只要求你，不要在主席面前表示出什么。

一如既往吧。你知道，我这次是来会谈的，来办国家大事，事关几亿人口的利益，绝不能把你和主席之间的感情纠葛搅和了进去！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主席和我的关系。这是大局。我知道，我维维的优缺点，个人感情上或有糊涂，政治是非上却从来头脑清醒。」

孙维世的脑袋在爸爸的胸前靠了靠，说：「知道了，我都入党十多年了。」

从一月十二日开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其助手们，与苏方会谈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及其助手们，开始分成若干谈判小组，日夜翻译资料，起草文件，相互讨价还价，妥协让步。为了加快步伐，周恩来提出「分题会谈，齐头并进，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受到苏方的赞赏与采纳。周恩来并任命师哲为负总责的翻译综合组组长（包括文字、资料和口译），孙维世则为口译组组长，实际上是负责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语言交流。

由于史达林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一门心事地要对中国兄弟施予援助；由于周恩来灵活务实的谈判风格，潇洒机智的外交风度，对中国经济困境的精明把握，双方的工作量虽然相当繁钜，各分组会谈却相当顺利。苏方对中方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双方很快起草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技术专家的协定》。

周恩来率领助手们大忙特忙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发出过几次诸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新疆问题要在条约中一并解决；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租借应当写出一个单独的协定之类的指示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聊天、散步。他读了一堆研究旧俄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的著作。他有孙维世陪同，醉心于自己的阅读，而无意过问太多的俗事俗务。会谈俗务是周恩来所长，就让周恩来们去发挥、去完成吧。他与孙维世同眠同起，周恩来则视而不见，实在也是忙得连睁只眼、闭只眼都顾不上了。遇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他还得去到毛泽东的卧室里，当着穿一袭睡裙的干女儿的面，向主席请示汇报呢。

在双方会谈顺利进行之际，史达林热情邀请毛泽东领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入住克里姆林宫，大约是为着弥补一下前一段对毛泽东的怠慢。毛泽东这回倒也乐于给对方一个面子，况且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住地分散，他搬出姐妹河别墅后，其它人员就可集中住到那里去，跟周恩来在一起，便利工作。

毛泽东领着孙维世住进克里姆林宫前沙皇的寝宫里。他对史达林说：「也好，你和我都做老太爷，具体的事让莫洛托夫和周恩来他们去闹。」

当孙维世把「老太爷」一词翻译给史达林听时，史达林哈哈笑了：「我七十岁了，当当老太爷不无可以，你才五十多岁，也当老太爷？」毛泽东说：「我们各当各的，你当苏联的，我当中国的。」史达林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在你们中国，皇帝不管事，靠宰相当家，难怪前一段，我们会谈不顺利，现在你的宰相来了，就顺利了。」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陪着史达林一阵哈哈大笑。

这也是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史达林虽为独裁者，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均十分精明，他本人即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与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等人谈判并达成多项决定全人类命运的著名条约、协定，被西方人士称为伟大的暴君，红色老狐狸。

二月十四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

史达林、毛泽东出席。如此一来，毛泽东虽然于双方会谈平庸无能，却一下子与史达林处在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由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互换文本。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至迟不过一九五二年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一切权益；还有《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方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年内，逐年还本付息。等等。

为了感念及回报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兄弟般友好下去，毛泽东、周恩来并向史达林承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县以上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苏友好协会，省以上大中城市则建立「中苏友好馆」，毛泽东将亲任全国中苏友好协会荣誉会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将任会长、副会长。

以虚对实，毛泽东、周恩来给了史达林及其苏共政治局成员们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亨受。这个「以虚对实」的策略由周恩来提出：「我们基本上不用拿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只要高举「兄弟友谊」之旗，就能做到皆大欢喜。」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肯：「开张友谊支票，何乐不为？」

毛泽东于中苏两国两党的会谈碌碌无功，却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演出一出压轴好戏。他坚持中方的答谢告别宴会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史达林说：「我在莫斯科从来只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赴宴，你们的答谢宴会为什么要到外边去举行？」毛泽东说：「我们是个主权国家，不能在你们的党、政机关内举行宴会。」史达林又说：「你们不是说过签了条约，友好同盟，就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了？」毛泽东说：「史达林同志，那是个表示友谊牢不可破的比喻，在中国，兄弟分了家，就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何况我们是两个国家？如果我们的答谢宴会没有您的出席，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毛泽东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胁迫意味，表示他决心已定，甘冒史达林不出席的风险。倒是史达林几经犹豫，着眼于苏联共产党的全球战略，他太需要东方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盟友了，最后作出让步，破例出席了二月十四日晚上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他们都是各自党和国家的独裁者。这回却是久经拚搏、日暮西山的老独裁者，让步于旭日东升、崭露锋芒的新独裁者。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既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实惠，又挣得了大面子。周恩来兴奋地对同事们说：「还是我们毛主席行啊，史达林同志那样德高望重，都没能拗得过他，换了我，就没有这胆识，这气魄的。」

二月十七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满载而归。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兴致极高，同意了苏方的安排，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一路参观工厂、军营、学校、农庄的从容归去。

在北京，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手下的特工高手们，早巳对南池子大街那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计兆祥及其秘密电台——称为北平万能台的，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所发出和接收到的密码，均被截获并破译。所以还没有抓他，是周恩来临离京时交代的：「抓一个计兆祥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要通过他的秘密电台，破获全国性的敌特组织，务求一个不漏，一网打荆」

大祸临头，踌躇满志的计兆祥却毫无察觉，照常天天发报。到了二月上旬，他终于获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即将返回的信息。他立即将信息发给台北中央保密局。保密局长毛人凤立即回电命令他通知哈尔滨市的东北技术纵队马司令，准备「接客」，并告知台北的特派员将于二月八日晚上空降至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太阳岛东侧那片树林里。一切行动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一天晚饭后，计兆祥像往常一样到胡同尽头的小店铺去买香烟抽时，突然被两名武林高手扭住，并点了他的穴道，使得他来不及咬破藏于衣领内的剧毒胶丸杀身成仁。

待计兆祥苏醒过来，已是坐在威名赫赫的李克农部长面前。李克农倒是一派儒将风范，和霭可亲，把一迭被破译了的电报稿递给他过目，才轻言细语地说：「小计，我认得你已经有日子了吧？你的特殊身分我们也早已了若指掌。看看，这些都是你跟台北上司的往来宝贝吧？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就是等着截获到你们台北的特派员在松花江北岸太阳岛树林空降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与东北技术纵队的马司令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碰头的房间号码等信息之后，才将你「请」来的。我们也算是同行了吧？我比你年纪大，资格老。本来，有不有你，对我们来说已意思不大。但念及你才三十出头，不忍心看到你这么早就离开这么美好的人间。你都还没有成家吧？现在，我只问你一句：「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的出路还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有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愉快合作，既往不咎，继续工作，前途光明。」」

计兆祥浑身冷汗淋漓。他明白他面对的，是二十年来使得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人马屡斗屡输、闻之丧胆的人物。他有好一刻没有吱声。李克农并没有催逼他。计兆祥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与死的简单选择，要是有那么干脆、俐落就好了。吃上这碗饭的人，一旦落到对方手里，若还不从你牙缝里刮出些东西来，那精神和肉体的不死不活的折磨，将是没完没了的……。计兆祥终于哭丧着脸说：「报告李部长，我愿意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替你们效劳，重新做人。」

李克农部长很痛快，站起来说：「好！我们握手成交。你的任务是，按我们的要求，依你一贯的口气、方式，向你的台北上司发报并收报。任务完成之后，我保送你去华北政治大学洗脑、深造。」

于是，在黑龙江省（当时称为松江省）省会哈尔滨北郊的太阳岛上，李克农手下的人马于深夜的雪地里，点起一住篝火，准时「迎接」到了从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飞机上空投下来的两名台北保密局的「特派员」。经过突击审讯，中共的两名特工化装成两位「特派员」，手持保密局的委任嘉奖文书，如约前赴哈尔滨市松花江饭店某房间，对上了联络暗号，跟代号为「二 0 五」的反共救国军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见面密谈」。当「特派员」出示保密局的委任文书，马耐被晋升为东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中将衔，并递上一大笔「奖金」时，马中将总司令无疑有它，向「特派员」交上了自己的东北技术纵队的成员联络图，共一百七十人名单，以供「特派员」一一封赏。马耐中将总司令并吹嘘，自己布设的谋杀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的计画，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进行三次，天衣无缝，一定不让毛、周活着回北平，云云。

李克农手下的人马，还通过捕获的两名台北空投来的「特派员」，获知国民党保密局在大陆共有三支反共救国军特别技术纵队，一在哈尔滨，一在南京，一在广州。均由潜伏于北京南池子四合院内的万能台指挥。所有成员均经过了中美合作所严格的全能技术训练，专门从事重大的暗杀、爆破活动。这三支人马，均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打人中共各级党政军机构内部。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站满洲里，过境换乘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北京的专列，仍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恭迎，还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发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稿：我们一行已抵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一至三小时，到渖阳拟停留一至两天。请通知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不要公开发表稍息……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人士（一百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