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凉海滨铄石流金

八月九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山东省会济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济南东郊的历城县北园乡，再次说了「人民公社好」。

随后，毛泽东在济南住了四晚。有人说他这期间登了泰山观日出，去了曲阜参观孔府，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照片。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天津，和替他打前站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会齐。谭、廖安排他视察郊区新立村的「卫星稻田」，说可以亩产稻谷十万斤。这回，毛泽东似乎将信将疑了，笑着指问谭震林：「有这么多吗？谭老板，你没有种过田，只怕不是放卫星，而是放大炮罗。你过去带兵打仗，就喜欢放大炮。」

谭震林笑嘻嘻地让新立村的干部汇报，他们用电灯泡替水稻增长日照时间，用鼓风机朝密扎扎的稻棵里吹风，还每亩撒了四百斤白糖作化肥用，所以能亩产十万斤。

白糖代替化肥？新创造，新发明。但对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仍摇摇头。谭震林、廖鲁言等人急了，怕主席责怪他们一路上都在弄虚作假，赶忙让村干部抱来一个两、三岁的娃娃，让娃娃往稻子上站，以证明谷子长得厚实，连娃娃都托得起。毛泽东不得不说：「那就照张相片吧，登到《人民日报》上去，大跃进的奇迹，稻子托得起胖娃娃。」

八月十五日，在前往北戴河的专列上，毛泽东和自己的爱将谭震林说了心里话：「我的齐、鲁之行，靠了你打前站，我一路上都很高兴。你可能不了解，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我就很少高兴过，舒服过。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农村户口，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几位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左倾了，要赶快促退，往回走，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特别是这次的齐鲁之行，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好形势，找才真正高兴起来。看来今年初我提名你取代邓子恢，主持农业大计，是对头了。当然我也知道，你和下面的人做了些假，吹了些牛，专门摆了些先进的东西给我看。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亩产一百万斤的马铃薯、十万斤的稻子，我知道是不太可能，掺了很重的水分。吹牛皮的干部都是坚定的左派，我的方针是依靠左派、保护左派。马铃薯亩产达不到百万斤，有十万斤也了不起，仍旧是大卫星；水稻也是这样，亩产十几万斤不可能，有一万斤、两万斤，粮食同样吃不完。我相信科学家钱学森讲的，水稻亩产可到四万斤。搞经济建设，左倾好过右倾。大跃进放卫星有些水分，总比周恩来的那个「反冒进、反左倾」要好。最重要的是广大农民被真正的发动起来了。劲可鼓，不可泄，不允许任何人吹冷风、泼冷水。……总之，农业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是你当农业元帅，我可以放心。下一步，北戴河开会，我要着手抓工业。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可不可以「以钢为纲」？柯庆施、薄一波等人主张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搞它个一千零七十万吨。为什么不干脆搞它个一千一百万吨，凑个整数？」

八月的北戴河，凉风习习，天空碧净、大海蔚蓝。金色的沙滩，绿色的山丘，清波绿浪，绵延数十哩，被称为渤海明珠，北方的避暑度假胜地。满是松柏花卉的傍海山坡上，数百楝西式别墅点缀其间，宁静优雅，要是初涉此地，还以为是到了义大利或是法国的某处海滨呢。现刻，这些大小别墅里正住满了前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的北京党政军要员，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整个北戴河海滨区已成为军事禁地，被警卫得铁桶一般，绝无当地渔民或其它游人出入了。

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物们，均被全国各地竞先发射的「农业高产卫星」所陶醉、激励，狂喜不已，正所谓总路线东风浩荡，大跃进一日千里，而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决议〉、〈关于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决议〉等四十多个鼓动各行业全面大跃进的中共中央文件。

更有一批封疆大吏式人物投毛泽东所好，会上会下呼风唤雨，推波肋澜。上诲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信誓旦旦：上诲市可以年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占全国钢铁指标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当即鼓掌表扬：「很好！柯书记是钢铁元帅！上海一个城市就能生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我们还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还有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马钢等大大小小的钢铁厂，还完不成另外的七百万吨？以我们现在的干劲和进度，加上土法炼钢，今年全国钢产量可达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一年时间超过英国；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万吨到一亿吨钢铁，四年时间赶上美国。

李井泉、谭震林、陶铸等人则兴高采烈地大谈农业丰收、粮食高产。

使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们都相信，即使是去掉三分之一的水分，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达到七千亿斤（一九五七年为三千七百亿斤），并要求一九五九年达到一万亿斤。

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则在会上介绍了三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每日三餐白米饭，敞开肚皮不要钱」的经验。

毛泽东对于农业的大好形势，尤其感到振奋欣喜，多次在会上表扬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省委工作有魄力，有创造发明，闯出了大好局面。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有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可以考虑废除传统的家庭制度，告别一夫一妻，让农民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家庭制是私有经济的基矗取消家庭制就是铲除私有制基础，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矗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那里实现了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住宿大炕化，财产公有化。要不要进一步实行公妻制？那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你们觉得匪夷所思？是你们的思想还解放得不够，跟不上形势。

总之，打破小锅小灶，实现吃饭不要钱，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现在河南、湖北、安徽做到了，其它盛市、自治区做得到，做不到？」

分组讨论会上，针对钢铁产量翻番决议，还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宣部长陆定一曾于六月间代表中央书记处赴上海调查工业生产情况，他们算了一笔帐：「以上海现有的码头、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绝对无法从外地运进年产三百五十万吨钢铁所需要的数千万吨铁砂、石灰石和煤炭。夸口上海今年内就能拿出三百五十万吨钢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依据是什么？今年一至七月份，上海只生产了不到一百万吨钢铁，还剩下五个月，另外的两百五十万吨从天上掉下来？」

黄克诚和陆定一的「怀疑派言论」反映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约也觉得柯庆施狮子大开口，但要爱护左派的积极性，就算护短也要护。于是另僻蹊径，在大会上着重谈了「保障钢铁元帅升帐」问题，提出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洋高炉和小土炉并举的方针。他介绍了他在河北、河南农村看到的农民以土炉炼钢的情况：「炼钢煮铁有什么神秘？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农民群众用砖头泥巴砌起土炉，投入铁矿石、石灰石、木炭，用手拉鼓风机鼓风，八小时就炼出一炉钢！每炉两百斤。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技术训练，又可就地开矿、就地伐木、就地取材，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过去打日本，打老蒋，八路军在太行山、伏牛山，新四军在大别山，就用过土法炼造枪造炮嘛。再远一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一对夫妻叫干将、莫邪，不也是以土法炼钢，炼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削铁如泥、吹毫可断的宝剑？这次我到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走了一转，看到无数的干将、莫邪。

全国六亿农民中，有着千千万万的干将、莫邪，能工巧将。河南的吴书记啊，你不是和我立了军令状，河南全省九十多个县市，每县市可以造成一千座土炉，全省争取造九万座土炉？是不是这样啊？」

吴芝圃当即神气活现地起立回答：「如果中央决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河南保证砌起十万座土炉，最少生产钢铁一百万吨！俺就不信，一座土炉还出不来十吨钢！

毛泽东起立鼓掌：「吴书记请坐下。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提得好。

河南人杰地灵，大跃进中创造发明多。河南是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省份，现在又要成为全国第一个年产钢铁一百万吨的省份。在座的同志们啊！你们还不赶快跟进？与河南来一场大竞赛，打一场全民炼钢的人民竞争？鼓劲再鼓劲，跃进再跃进……」

北戴河海滨本是个清凉世界，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路诸侯，却人人情绪高昂，摩拳擦掌，如同吃食了鸦片似的干劲冲天。

也有少数几位头脑较为冷静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就是那位在一九三四年的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复出立下过大功的前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加起草一系列大跃进文件、公报，感到全国形势一派昏热，大轰大擂，浮夸不实，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这种关系到几亿农民命运的大事，既未经过认真的试验，也没有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就凭了毛泽东同志说了几次「人民公社好」，就匆忙作出决定？为什么如此急切，如此冒险？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已经进了长城，到了华北平原，逼近黄河、长江」

之类的奇谈高论，都在会议上出现了，毛泽东同志非但没有批评、纠正，反而以鼓掌来表示肯定。整个形势，就如同列宁早就批判过的：「革命陷入了共产主义左倾幼椎玻」

王稼祥忧心仲仲。历史上，他既辅助过毛泽东，也与毛泽东有过分歧，遭受贬谪。在中央书记处内，他是分管国际共运和海外统战，分管兄弟党往来及培训亚、非、拉美地下党人员的。由他本人去向毛泽东提出缓办人民公社的意见，显然很不合适。由谁去反映意见好昵？他想起了毛泽东的小同乡彭德怀元帅。对了，彭总功劳大，资格老，又不怕事，不信邪，敢和毛泽东当面锣、对面鼓地争论问题，是党中央的钟馗式人物。

王稼祥去找彭老总。彭德怀人在北戴河，却基本上没有出席会议，连中央常委会议都懒得去列席。他率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等一班子人马，正忙于调动陆、海、空部队，准备炮打金门。对于跑打金门，黄克诚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既然不准备解放金门、马祖几座沿海岛屿，打炮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只是陡然消耗军费、军力。彭德怀说：老毛要打，就打吧！打给美帝国主义看的，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也正可练练兵。自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没有动过真家伙了。而且是先发表声明，后打炮，双方部队都会进入掩体，人员伤亡不会很大的。

彭德怀听王稼祥说明来意，只是苦笑，口无遮拦地说：「老毛是被一批牛皮客、马屁精包围了。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一下子就到了七千亿斤？鬼信他们的，我听都懒得听。粮食已经不是产在田地里，而是产在谭震林他们的嘴皮上。我看纲铁产量也会是这样，去年才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就可以翻上一千零七十万吨？凭什么增产一倍？还不是增产在柯庆施他们的嘴皮上？不讲了，不讲了，再讲就被打入另册了，老毛已经指我是大跃进的「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了。」

王稼祥坚持说：「彭总，这种时刻连你都不讲话，党内就无人敢讲话了。」

彭德怀有些懊恼地看着王稼祥：「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他听不进，还给扣了帽子吗！对了，稼祥啊，你也是个证人呢……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吴起镇，人困马乏，却立即被东北军的几个旅所追剿的事？这陕北第一仗打不好，我们就完蛋了。结果我回到前线，指挥部队背水一仗，死里求生，猛打猛冲，硬是打垮了兵力优势的敌人，使我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跟。吴起镇大捷后，老毛写下一首诗，什么「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尔纵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在老毛的住处看到这首诗，提出胜利不应归功个人，最后一句应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老毛当时不同意，讲他这诗不能改，后来就在部队里传开了。我记得稼祥你也在场嘛。你也抄下了？我自己倒是把这事忘记了。直到去年一月，杭州有个什么《东海》月刊不知在哪里弄到这首诗，想在刊物上发表，给我写信求证。我回了信，说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你们还是找作者毛泽东同志去落实吧。结果他们得到毛泽东同志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不发表就不发表，作者不认帐，算什么事？算个屁事。稼祥啊，总政治谭政他们却抱不平，替我惹事，硬是安排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出来。我知道后骂了谭政一顿。后来听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要追查。你讲讲，这算怎么回事？

王稼祥说：「毛泽东主席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作品吧？全军高级将领谁不知道他写过这首诗？而且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时的沙家店大捷，一九五一年朝鲜前线五大战役结束，他都高兴地重写了这首诗嘛！当事人都在，时间也不久远。」

彭德怀说：「你明白就好。小事一件，说明问题。再说我分管军队工作，再去放炮，引起老毛的反感，更坏事。你还是去找邓小平和刘少奇吧。他们不是蠢人，心里头应该不糊涂的。」

王稼祥找了邓小平。邓小平半天没有吭声，只是眼神里透出些忧虑。

未了，说：「稼祥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许多事情不要匆忙作结论，还是走一段，看一段。你是书记处书记，我是总书记，不宜代你去转达意见，以免引起误会。你去找找少奇同志吧。但有言在先，只是你个人意见，和书记处无关，明白吗？」

过去战争年代，邓小平也是我行我素、独当一面的人物，如今却染上一身官场习气了。王稼祥找了刘少奇。刘少奇身为党的二把手，直摇头：「现在上上下下，是热了点。中央也知道，各种卫星喜报都掺了相当的水分。可是大家正热情高涨，怎么去泼冷水？你欲独排众议，作孤掌之鸣，精神可嘉。你的意见我可以向毛主席转述。」

刘少奇向毛泽东转达了王稼祥的看法：「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事关几亿农民的生计，现在正式宣布，是否过于急躁、草率了？建议有关文件、公报暂时不提……」

毛泽东一听，登时气得脸块发白，眼睛发鸟，破口大骂：「王稼祥人在北戴河，为什么没有胆子找我谈？什么东西？老国际派，老机会主义者！你们都说他是个好干部，我说他和王明穿一条裤子，和赫鲁雪夫唱一个调子！妄图阻挡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步伐？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怕会被车轮碾死！除了遵义会议那点子功劳，还有什么好混的？小人一个、狗屁！瞎子、聋子、混蛋……」

毛泽东又一次情绪失控，动了雷霆之怒。刘少奇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彷佛代表王稼祥接受痛斥。毛泽东直骂了十多分钟，才稍稍平息下来，坐下来喝茶、取烟。夹烟的手指仍在微微发抖。刘少奇连忙擦火柴替他点烟，自己也吸上一支，才陪坐下来。

毛泽东吸着烟，闭了闭眼睛，仿佛意识到刚才自己太过气愤了，太过激动了：「少奇啊，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可我年过六十五，耳还不顺，也是个不足呢。对于王稼祥，我骂也骂过了，气也气过了。他提的意见大离谱，太反常了。开了这么久的扩大会，文件都拟定了，都举手表决了，就要公布了，他却妄图阻止，怎么行？就算他出自好心，也不行。你叫他写份检讨来，保证不重犯，我可以原谅他。不然他走人，离开中央，去苏联也可以。王明不是去莫斯科治病就不肯回来嚒？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要宣布一条纪律：党的干部，无论资格多老，功劳多大，职务多高，凡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第一给予批评，第二给予警告，第三停职，第四开除党籍，第五关进班房。逐步升级，仁至义尽。」

在北戴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仍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人物。自年初一路挨批以来，他是想清醒、冷静，都徒呼奈何了。现在的形势是地方比中央激进，下级比上级激进，各部委办负责人比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激进。

今年纲铁产量翻一番，最早就是由上海的柯庆施提出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鸩寿也跟着瞎起哄。冶金部还能不了解全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依据是什么？铁矿石、焦炭、电力在哪里？炼钢设备在哪里？周恩来明知不妥，却吭不得声，也不敢吭声。还是刘少奇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提得好：党的干部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驯服就驯服吧，对于毛泽东，他早就驯服了。

于是周思来在北戴河日日夜夜忙碌的，就是按毛泽东制订下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指标，会同国家计委、冶金部、矿产部、煤炭部、电力部、石油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工业部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重新制订各项生产指标，在纸面上、表格上大幅提高铁矿开采力、焦炭生产力、水火发电力、水陆交通运输力等等。周恩来是总理，生产能力要综合配套。毛泽东只管提出今年钢铁产量翻上一番。周恩来要先把上述各项生产能力在纸面上翻上一番，甚至更多。对于那个土法炼钢，他管不了，听任各省市自冶区去闹。明明做不到，周恩来却要咬住牙关，甚至含着眼泪，把一项项指标往上拔，往上标。拔得他自己都眼花撩乱了：「这是真的吗？到时候实现不了，谁负责任？你是国家总理，计画是你具体制订，你是具体的责任者。」

到了北戴河会议的末期，周恩来不再相信冶金部报给他的数据，而直接由总理办公室向全国各主要钢铁企业了解钢铁生产进度。情况果真让他吃惊：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下旬，而钢产量只达到了四百五十万吨，还不到指标的一半。相信还是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钢铁工人们拚了大气才达成的。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短短的四个月里，必须产钢近七百万吨！这不明明在骗人吗？指标是软的，可以吹气球样的吹到很大；钢铁即是实的，吹牛吹不出实际的东西来。唯一的补救之法，是寄望于那个土法炼钢了。

周恩来感到事态紧迫，责任重大，觉得那怕是冒着挨批挨骂挨处分的风险，也要把钢铁生产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当然要尽量说得委婉些，和缓些。

倒是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没有生出反感、恼怒，而问：「你的意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吗？」

周恩来赶紧说明不是这个意思：「大跃进的干劲只可鼓，不可泄。我建议，剩下的四个月是关键，要全党动手，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力保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毛泽东释怀地说：「很好，总理也赞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另一条腿要赶快迈出大步。立即以国务院、国家计委的名义，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大搞小土群，开展全民炼钢运动！中央书记处也要开一次全国电话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中央要带头，中南海要作出示范，砌出几座土炉。各部委，盛市、县各级机关学校，都要砌土炉。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学，为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周恩来于九月初回到北京，亲自带领人马在中南海紫光阁下空坪里砌出两座土炉，用的是誧地的老砖块。他并示范性地上阵拉风箱，为土炉鼓风，并让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没有铁矿石，动员中南海各家各户把多余的铁锅铁器砸碎了，投入土炉冶炼；燃料则是几座倒塌了的古建筑的废木料。一时间，中南海内烽烟浪滚，烈火腾腾。周总理亲自炼钢了！周总理亲自炼钢了！消息传开，人心振奋。精诚所至，朱总司令家、董必武家、林伯渠家、刘少奇家、陈云家、邓小平家、贺龙家、陆定一家、杨尚昆家，纷纷把旧锅、旧铁器捐献出来，投入到紫光阁下的炼钢土炉里……唯有住在中海和南海交汇处、菊香书屋隔邻的永福堂里的彭德怀元帅，看到紫光阁下黑烟滚滚，炉火熊熊，挥起拳头大骂：「化生子①！化生子！都是疯子、败家子！」当他的警卫人员、秘书人员也想在永福堂院内砌一座土炉炼钢铁，前来请示报告时，彭德怀更是虎眼圆瞪，怒不可遏：「住嘴！浑虫！你们要讨谁高兴？想迎合谁？整个中南海园林都是文物古迹，砖木结构，要放火烧掉？」

毛泽东因要出席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全国大放钢铁卫星事宜，仍驻跸北戴河。九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上，谭震林传达毛主席指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要追查各级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彭真也在电话会议上说：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有一个钢铁大跃进，因此九月是要拚命的一个月。

至此，全民炼钢高潮形成，全国各地神话般出现了数百万座土高炉，九千万劳动力上山当「干将莫邪」。九月二十四日，更被中央书记处定为「全国大放卫星日」，总书记邓小平也甩开他粗短的胳膊上了阵。

已经回到北京中南海家中的朱德总司令，给毛泽东挂来电话，报告情况：「润芝兄，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马在紫光阁下砌起两座土高炉，恩来亲自拉风箱，已经煮出了好几炉铁水；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室也要跟进。

中办准备在瀛台上砌土炉，少奇没有答应，说要等你批准；军委要在春藕斋前面砌土炉，警卫局要在蕉园砌土炉，彭老总坚决反对，我也不赞成。

润芝兄，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是木结构，上了一层层油漆，现在又值秋高气爽，很易引发火灾，不得了。单是恩来他们的两座土炉，就使得中海岸边浮满了黑尘……我和少奇几个的意见，发动各机关学校造土炉就可以了。

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普铺地砖，一个晚上被撬光，都砌土炉去了；北京城里土炉数千，四处冒烟。中南海内部，就保留紫光阁下的两座做示范，其余不搞了，也是保障大家的安全，保护文物古迹，如何？」

毛泽东在电话里嗬嗬笑了，对朱德说：「玉阶兄，形势大好，全国总动员，九千万人上阵，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王府井大街人行道上的铺地砖被撬光，去砌了土高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嘛。要通知北京市政府注意防火。至于中南海内部，我同意你和少奇、还有老彭的意见，不要砌土炉了。恩来这次表现积极，应予表扬。请告诉他，紫光阁下的土炉也熄火，已给全国作了示范，就可以了。」

毛泽东驻哔北戴河期间，曾和他的老朋友、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讨论哲学。李达趁机向他进言：「现在流行的许多口号，什么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过黄河，两个月后到长江……等等，十足的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限大，完全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这些口号却天天在《人民日报》上、甚至在中央文件上出现。这不是在提倡精神万能？润芝啊，我们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一发热，底下就会发狂，发疯，你相信不相信？」

李达长毛泽东三岁，年近古稀，还一身学究气，但没有政治上的野心。私下交谈，他的意见再尖锐，毛泽东还是容忍了。结果话不投机，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离开北戴河前夕，毛泽东还找他「右边的老朋友」张治中谈了一次心。张治中揣摸圣意，慎选话题，绝不会像李达那样不识趣，妄图进谏。

毛泽东说：「文伯兄，从你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算起，到四九年归顺了新中国，也是几朝元老了。你和我说说真话，你的印象里，我这几年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啊？」

张冶中心有灵犀，笑笑微微说：「依我浅见，您好像处处存有某种戒心。」

毛泽东问：「什么戒心？」

张治中说：「您好像随时随地防备着领袖崇拜，个人迷信。」

毛泽东若有所思：「噢，你倒是这个看法……可我们党内，却有人私下里把我看成中国的史达林，反对唱〈东方红〉。我可以告诉你，这人就是我的老乡彭德怀。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唱人民的大救星，相互矛盾。」

张治中摇摇头：「都是文学的形容词嘛……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拿您和列宁相比，因为您和列宁都是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但列宁在十月茧命胜利后仅七年时间就去世了。而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身体是这样的健康，全国人民都希望您再领导三十年、四十年，直到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脸上升起了笑意：「是的，列宁死得太早。孙中山也死得太早。列宁晚死十年，苏联的情况会更好些。」

张治中继续美言：「为什么说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呢？因为史达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发展成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严重。而您在领导民主革命以至现在，始终采行民主的作风，经常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教导大家，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所有一切言论措施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没有独断专行，怎么会产生个人崇拜？今天中国的建设有如此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如此迅速的提高；今昔对比，饮水思源，人民群众把这些归功于您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很自然、很真诚的热烈爱戴，怎么能说是个人崇拜？」

元戎彭德怀，不如降将张治中。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最缺乏的说成最丰富，张冶中搔到了伟大领袖的痒处。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满足。直言犯谏龙颜大怒，歌功颂德圣心欢娱。他高兴地说：「知我者，文伯兄也。很好很好，这次，你陪我一起坐火军去南方，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跑一趟，看看各地工农业大跃进的新气象，好形势，如何？」

①湘北、湘东一带方言，指不肖子孙。